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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陽xx醫院未按規定報告傳染病疫情等案

發布時間:2014-06-25


【案情介紹】

2013年12月19日,綿陽市衛生局衛生監督員在對綿陽xx醫院進行日常監督檢查中,發現該醫院醫師王xx涉嫌超出《醫師執業證書》上登記注冊的婦產科專業從事皮膚病與性病專業的診療活動。該案件經過受理立案后,衛生監督員于2013年12月25日再次進行了現場調查取證,發現該院還存在醫師孫xx超出《醫師執業證書》上登記注冊的外科專業從事皮膚病與性病專業的診療活動以及發現梅毒傳染病病人未按規定報告傳染病疫情的違法行為。

衛生監督員現場制作《現場筆錄》2份,對該院負責人(院長)吳xx、醫師王xx和醫師孫xx分別進行了調查詢問并制作《詢問筆錄》3份,調取了綿陽xx醫院《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正副本復印件各1份、《組織機構代碼證》復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徐xx身份證復印件1份、委托書原件1份、被委托人吳xx身份證復印件1份、王xx身份證復印件1份、孫xx身份證復印件1份、王xx《醫師資格證書》和《醫師執業證書》復印件各1份、孫xx《醫師資格證書》和《醫師執業證書》復印件各1份、王xx開具的處方簽復印件3份、王xx開具的輸液單復印件3份、王xx開具的注射單復印件3份、王xx診療時使用的《門診登記本》1--6頁復印件1份(共6頁)、孫xx開具的處方簽復印件3份、孫xx開具的輸液單復印件2份、孫xx診療時使用的《門診登記本》1--3頁復印件1份(共3頁)、該院《傳染病報告登記本》復印件1份、該院《傳染病報告卡》復印件1份、該院網絡直報傳染病疫情報告清單1份、綿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查詢的該院傳染病疫情報告清單復印件1份,通過上述證據可以認定綿陽xx醫院存在兩個違法行為:一、發現梅毒傳染病病人未按規定報告傳染病疫情;二、使用衛生技術人員兩名(孫xx和王xx)從事本專業以外的皮膚病與性病專業診療活動。

當事人綿陽xx醫院發現梅毒傳染病病人未按規定報告傳染病疫情的違法行為違反了《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三十六條以及《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依據《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以及《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給予警告的行政處罰;當事人綿陽xx醫院使用衛生技術人員兩名(孫xx和王xx)從事本專業以外的皮膚病與性病專業診療活動的違法行為,違反了《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依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八條以及《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八十一條第二款給予人民幣3000元的罰款,當根據分別裁量,合并處罰的原則,行政機關給予了綿陽xx醫院警告、罰款人民幣叁仟元(3000.00元)整的行政處罰。

【案例評析】

本案是一起查處醫療機構系列違法違規行為的成功案件,筆者從調查取證以及法律法規的適用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和分析:

一、調查取證方面

本案調查取證工作仔細深入,方法得當,效果較好,值得在今后的執法過程中借鑒。

執法人員在發現該醫院醫師王xx涉嫌超出《醫師執業證書》上登記注冊的婦產科專業從事皮膚病與性病專業的診療活動后,一并對該醫院皮膚科的所有醫務人員的資質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發現孫xx也存在同樣的違法行為,執法人員對可能發現違法行為的相關原始證據進行了調取,從門診登記本入手,有針對性的選擇能夠證明王xx、孫xx開展皮膚病與性病診療活動的患者資料,并分別在藥房和輸液室根據患者資料查找到對應的處方簽和輸液單,加上對該院的委托人吳xx以及王xx和孫xx的詢問、逐一核查他們的《醫師資格證書》和《醫師執業證書》,形成了非常完整的證據鏈,從而使案發單位使用非衛生技術人員行醫的違法事實得以證實。

執法人員在查處該醫院使用非衛生技術人員行醫的過程中,并沒有只針對這一個違法行為單刀直入、急功近利、簡單處理,而是認真查閱了調取的王xx、孫xx的門診登記本,發現登記本上記錄有診斷為“梅毒”的病人,按照傳染病防治法梅毒為乙類傳染病,應該按規定進行傳染病疫情報告,于是執法人員對該醫院的《傳染病報告登記本》、《傳染病報告卡》以及該院網絡直報的疫情情況進行了重點檢查,隨后還到綿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傳染病疫情報告的科室查詢了該院網絡疫情報告情況,最后對委托人吳xx以及王xx和孫xx進行詢問,把一切可能證明違法行為的資料都收集到,使各種證據能夠相互印證,形成相互聯系的鎖鏈,滿足認定事實的法定條件,保證衛生行政部門最終認定的事實,在證據上不會出現可能被推翻的瑕疵。

二、法律法規適用方面:

本案存在爭議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本案中當事人綿陽xx醫院是否享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

(二)本案中當事人綿陽xx醫院是否存在超出登記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違法行為?

(三)是否應該對本案中的王xx和孫xx個人進行行政處罰?

(一)本案中當事人綿陽xx醫院是否有要求聽證的權利?

第一種觀點認為:當事人綿陽xx醫院核準登記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副本上經營性質為非營利性(政府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較大數額罰款的行政處罰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四川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所稱較大數額的罰款,是指對非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1000元以上,對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20000元以上罰款。因此,對當事人綿陽xx醫院給予警告、人民幣3000元整的行政處罰,適用聽證程序的罰款標準,當事人享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

第二種觀點認為:當事人綿陽xx醫院核準登記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副本上經營性質為非營利性(政府辦),非營利性并不等于非經營,其《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副本上核準登記的服務對象為社會,根據該醫院面向社會診治病人,收取診治費用,應該認定其屬于經營性活動,《四川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所稱較大數額的罰款,是指對非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1000元以上,對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20000元以上罰款。因此,對當事人綿陽xx醫院給予警告、人民幣3000元整的行政處罰,不適用聽證程序,沒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

筆者認為,如果按照第二種觀點認識,所有的醫療機構都在面向社會診治病人,收取診治費用,難道所有的醫療機構都是經營性單位,其診療行為都是經營性活動?實際上,政府舉辦的醫療機構雖然面向社會診治病人,收取診治費用,但是這些醫療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為社會公眾利益提供服務,其收入用于彌補醫療服務成本,收支結余用于自身發展,將這類醫療機構認定為經營性單位,其行為認定為經營性活動顯然不妥,這樣完全有可能剝奪其合法享有的要求聽證的權利,從而因程序違法導致整個行政處罰被復議機關或人民法院撤銷。是否營利性就等同于經營性,非營利性就等同于非經營性,顯然也不一定,但是即使把所有非營利性都認同為非經營性,造成的后果最多就是讓一些沒有聽證權利的醫療機構享有聽證的權利,從而擴大了聽證范圍。從行政處罰法規定的程序及相關規定來看,在實施行政處罰過程中法定的程序必須遵守,當事人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符合法定聽證條件而沒有告知當事人有聽證權利的,肯定是程序違法;不符合聽證條件而告知當事人有權聽證并舉行了聽證會的,程序并不違法,因此,在實際工作中,處理符合聽證條件的“較大數額罰款”標準時,筆者認為可以將營利性醫療機構視同為經營性機構,非營利性醫療機構視同為非經營性機構。本案當事人綿陽xx醫院屬于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給予警告、人民幣3000元整的行政處罰,適用聽證程序的罰款標準,依法享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

(二)本案中當事人綿陽xx醫院是否存在超出登記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違法行為?

第一種觀點認為:該醫院取得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正本上核準登記有“皮膚科”,其副本上并沒有核準登記到二級科目,根據衛生部《醫療機構診療科目名錄》規定,皮膚科為一級科目,包括了性傳播疾病專業,而醫院開展的梅毒病人的診療活動屬于皮膚科下屬的性傳播疾病專業,所以醫院沒有存在超出登記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違法行為,不應當按照超范圍給予行政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雖然該院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正副本上核準登記有“皮膚科”,但是根據2012年修訂,于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的規定,開展性傳播疾病專業診療活動的醫療機構應當符合衛生行政部門的設置規劃,取得與性傳播疾病診療相關的診療科目,而該院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副本上沒有明確核準登記“性傳播疾病專業”,也沒有取得衛生行政部門設置規劃的證明材料,所以該院開展了梅毒病人的診療活動屬于超出登記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違法行為,應當按照《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七條給予行政處罰。

筆者認為,根據衛生部《醫療機構診療科目名錄》規定,皮膚科屬于一級科目,下設三個二級科目:皮膚病專業、性傳播疾病專業及其他。衛生部《診療科目名錄使用說明》第六條規定:“一般只需填寫一級科目”,“在某一級科目下只開展個別二級科目診療活動的,應直接填寫所設二級科目”。由于性傳播疾病診療涉及傳染病防治和社會公眾健康安全,而一般綜合醫院和個體診所難以有效保證傳染病病原體污染場所、物品以及醫療廢物的消毒和無害化處理,也難以真正有效的防止性傳播疾病在診療過程中的交叉感染與傳播。因此,衛生行政部門在醫療機構診療科目審批許可時,不能簡單地一概填寫一級科目,對一級科目下只能開展個別二級科目診療活動的,應直接填寫二級科目,或明確禁止開展某二級科目診療活動,如皮膚科(性傳播疾病專業除外),否則,可能給不具備開展某些二級科目條件的醫療機構違規開展某些科目診療活動留下“合法”理由。

 針對本案,由于衛生行政部門原因未能明確包含的二級科目或者明確禁止開展的二級科目,筆者認為不宜認定該院存在超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違法行為。

(三)是否應該對本案中的王xx和孫xx個人進行行政處罰?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xx和孫xx發現傳染病(梅毒)疫情未按照規定進行疫情報告,其行為違反了《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可以依據《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的規定給予行政處罰,但是按照《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的規定“醫師在性病診療活動中違反本辦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按照《執業醫師法》第三十七條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理:……(三)未按照規定報告性病疫情,造成嚴重后果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要件為“造成嚴重后果”, 而本案中王xx和孫xx并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所以不能給予警告的行政處罰,只能以《衛生監督意見書》的形式提出指令性意見,要求立即改正違法行為。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xx和孫xx發現傳染病(梅毒)疫情未按照規定進行疫情報告,其行為違反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可以依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第四十條分別給予王xx和孫xx警告的行政處罰。

筆者認為,《性病防治管理辦法》(衛生部令第89號)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衛生部令37號)都屬于衛生部門制定的規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就本案而言,《性病防治管理辦法》從規定的內容和范圍上看,相比《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來說,《性病防治管理辦法》應為特別規定,按照立法法 “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的原則,筆者認為,本案中醫師王xx和孫xx發現傳染病(梅毒)疫情未按照規定進行疫情報告的違法行為適用于《性病防治管理辦法》,但按照《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五十條規定實施行政處罰的要件為“造成嚴重后果”, 由于王xx和孫xx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所以不能給予警告的行政處罰,而是責令其立即改正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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